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扶持微型企业，现在我们的企业划分是大中小微，可是以前长期没有微型企业这个概念。

解决了根本才能形成良性的制度建设和社会评价体系。城镇化的概念很快会在中国风生水起。

投资不可持续，国家行为的大规模投资也不符合经济规律。生产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农牧业产业化上，养活一个泱泱大国决不能偏废根本而仅仅寄希望于理论上的18亿亩农田的自由生长，要解决农业产业化的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和从业人员的积极性问题。理性而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搞好城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形成顶层设计指导实践过程，之后再进行城镇化操作。这个关系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内需驱动了，但当经济困难时期内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了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个马车，这在三驾马车的经济结构性选择中还是一个较优的选择，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导致除了建筑是新的，其他的城市功能都是老的、落后的。

二、城镇化布局必须确立的几条判断城镇化非大城市化。快速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三、城镇化需理顺的关系土地问题：土地是城镇化建设的载体，是资本追逐的目标。

城镇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抓手和出口。快速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牵一发会动全身，关乎中国新一轮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平台，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问题。城市建设：建设城市必然面临城市规划问题。

这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心平气和的心态，去规划和研究，尤其是需要慢下来，把GDP的增长速度降下来进行调整。既要克服大城市病，也要防止出现星星点点不规模的小城镇。

其次是对集体土地改革提出符合长远的政策规划并进行彻底的改革，有恒产才有恒心对于农业问题土地这个核心要素不解决，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就不会更长远、更有责任心。城市的基本特点契合了工业化的需求，所以城市的工业化就顺其自然成为一种惯例。城镇化必须有规划地保留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这是解决社会就业的过渡性安排，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基于上述考虑，城镇化的过程不可能太快，必须在培养产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城镇化，在促进农牧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推进农民身份的变革。

生存问题是眼前利益容易被关注，但生产问题才是长远要关注的重点。理性而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搞好城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形成顶层设计指导实践，之后再进行城镇化操作。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时，改革开放的增量红利已消耗殆尽，需要新的突破口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必须在理论上解决集体土地改革问题，它是城镇化的最重要的根本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必须挤干城市化率的水份，面对现实。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

速度快了必然牺牲质量，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素质还不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能相比，所以城镇化不能被指标化。农村土地政策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农民、农业和资本的波动。

这不是游戏，城镇化问题大到了极致，它是一个睡狮切不可轻易触碰。我们必须明白城镇化建设的机会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不是解决眼前经济问题的机会，它是一个过程，是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是提升国民经济素质的机遇，是长期影响经济结构的路线图。这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面对这个现实的决策基础。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格局需要变化，而城镇化可以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和进程。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工业化应该追求集中度，使之能够有效利用资源和技术、人才的聚集效应。更不可能有利于这个本来就离不开土地革命的城镇化了。

导致我国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行业的竞争能力没有形成之前，丧失了劳动资源丰富的竞争优势，背上了高成本的负担。减少产品大出大进，减少高耗能项目，在一般城镇产业尽量向农牧业产业化倾斜，向劳动密集型倾斜。

推进城镇化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抓手。事实上，城镇化首先要解决他们的生产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

而今天的老城区城镇化改造应该把功夫下在城市功能的调整和优化上，不仅要改善城市服务配套设施，还有解决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宜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居民养老,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营造和长期保持。他们是流动人口，年复一年的春运就是很好的例证。

城镇化不能城市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大手笔的谋划和操作，从制度设计上克服简单化、庸俗化、政绩化趋势， 从政策环境上改良急功近利和数字游戏的土壤，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作风应对历史上少有的机会。城际道路交通是首要考虑的，形成产业增值圈和产品消化圈，以夸张内需的产品生产和消费应该得到支持，而应该抑制一般两高一低的产品出口。再次就是规范引导创办农业合作化模式，它是引导农民走向产业化道路，引导农业进入规模化生产的切入口。

但我们一直没有形成清晰的城市化的指导理论和规划，也没有研究明白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怎么走？现在社会舆论认可的50%的城市化率其实是个伪概念。不解决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启动城镇化建设的。

城市化率的高低本身是一个现实，一个泱泱大国从农业化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但城镇化有自身的规律和操作方法，充分的研究它，掌握它的规律是目前决策者和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要操守。

城市规模的统筹规划必须前置，实施过程必须科学理性。而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需要在更高的平台上以改革创新的方式去解决。

当今时代的科技附加值和金融服务业的乘数效应愈来愈引起我们的重视。产业结构调整：新城镇产业布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机会。古人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上的自觉意识往往是铺摊子。

我们需要改变三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城市病，改变内需动力低下扭曲的经济结构，也需要更多的让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社会化成果。目前农民工的劳动成本与社会成本已非常不协调了，导致所有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大大增加，竞争力过早丧失，农民工的劳动心态严重扭曲。

大城市的合理布局是国家规划的核心，中心城市的优势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借鉴和拥有，如教育、医疗、金融及大规模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改革几十年来的盲区，让有识之士切肤之痛。

忽略农民进城的生产问题就等于把农民的生存问题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把目前过去积累下来的一点点财富用尽之后，更会患上未富先奢的懒惰病。必须减少以消耗资源、耗能型出口型产业。